曾经轰动朝野的这宗涉及中国和日本的财产归属权的案件，财产所有人赵碧琰是我奶奶，我是她的长孙。

这宗案件在国内起于1963年，它由廖承志先生亲自过问，后经侨办等主管部门聘请了著名律师傅志人先生，历经21年的努力才打赢。

1963年夏，我还在北京男一中读高中。那天，我家位于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的老宅子门前竟停了一辆“吉姆”轿车。我边往家跑边思忖：“家里来了贵人了？”踏进家门发现真是来了几位不凡的客人，他们正与我奶奶用中日相间的话语沟通着什么。事后才知道他们是廖承志先生和侨委的吴甫文先生、陈焜旺先生。自此，一场旷日持久的财产官司拉开了序幕。

我爷爷赵欣伯（1890-1951）早年生活在日本，曾获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博土学位；1926年携我奶奶赵碧琰和我父亲赵宗阳（独子）回沈阳，我爷爷出任张作霖的法律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担任了奉天（今沈阳）市市长、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等职。任职一年零三个月时被爱新觉罗·溥仪以“宪法制度调查使”的名义派去日本朝见天皇。从此离任内阁，后来留在了日本。

我爷爷在日本期间，与当时日本的实权人物在生意场上做“盘尼西林”等生意赚了不少钱，加上被溥仪“奖励”的钱，在1934、1935两年间购买了大量土地，许多土地位于银座、箱根、狗江等繁华地带，有50块达十几万平方米。不知他出于何等目的，在土地所有人一栏都填写了我奶奶赵碧琰的名字，并用法律语言确认了谁才是赵碧琰、才是他儿子赵宗阳，包括一些生理描述，如：左撇子、左眼残疾等。

1938年我爷爷因处理自己在中国的事物，一家三口返回中国。临行前他把在日本的这些财产让我奶奶委托给他的法律界朋友铃木弥之助管理。

日本战败后，我爷爷被治罪并于1951年去世。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奶奶无法亲自管理这些财产，也与铃木弥之助断了联系。

到了1960年，这几十块土地发生了许多变化，价值也翻了几百倍，总数飙升到天文数字。据日《产经新闻》报道已达当年人民币几十亿元之多。此前1 946年我家财产被悉数查没时，我奶奶也从没提起过日本的那笔财产。我自幼在她呵护下长大，只知道这位最疼我的人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太太。

从1938年到1963年之间，我奶奶名下的许多块日本土地像被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变成了人人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最先起贪念的竟然是赵碧琰的委托管理者，律师铃木弥之助。他窥测时机，探明了我爷爷已被治罪，多年不联系是因为去世，便起了歹心，从庙里买来旧纸老墨伪造了文件，称“如果赵碧琰去世了财产就归铃木所有”；尔后又私卖了“狛江”、 “飞田给”两块土地，一部分交了地税，一部分归了自己。几年后他连地税也不交了，不但彻底放弃了管理，还暗中勾结日本的“暴力团”和韩国的黑势力，纵容他们非法占用，自己则从中渔利。许多地块变成了小工厂、住户、垃圾站……。随着时间越拖越久，赵碧琰的土地简直变成了“无主土地”，非法占领者依照日本法律只要占用若干年，竟然能享受“地上权”、“迁居权”、“居住权”等权利，清退起来还要给他们钱。

而日本的一些律师，更是处心积虑地耍手段，有的炮制出赵碧琰在中国广州病逝的“新闻”，有的炮制出干儿子、女婿。特别是台湾一个多年管理档案的退休警察，直接就炮制出一个假赵碧琰，随后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也如法炮制推出了一堆叫“赵碧琰”的。

我父亲三岁多因病左眼失明，香港就有人剜掉自己的左眼，直接冒充我父亲。日本有一个叫岡琦升三的律师，他雇佣了一个香港混混李岳闯进中国，用了两台十四英寸电视和“要为四化投资”的漂亮话顺利买通了河南鲁山县从县到大队的所有官员，伪造出一整套他是赵碧琰女婿的证明书。

黑势力天天在你争我斗。冒充赵碧琰本人的一下子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出来了5个。而冒充儿子、女婿、干儿子、养子的最多时达9个。这可乐坏了东京土地部门，因为照他们的法律，一块地谁认为是自己的都行，只要按比例缴纳数额不菲的“假处分”金——即保证金即可。你赢了，土地归你；你输了，钱归土地局。土地部门是赚了，可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就彻底乱了，一块土地能有好几个自称是主人的人。 “赵碧琰土地案”在日本多家媒体上被吵得沸沸扬扬。

此时，在乱买乱占之中有一个叫马场初子的华侨，她的伪造骗局被日本警察识破，日本警方要办她。她慌神了，找到了中国驻日本的华侨总会会长陈焜旺求救，她说“我知道赵碧琰这个人还活着”。至此，这个案件才被中国发现，并呈报给东南亚侨领廖承志先生。

廖公听说此事异常气愤，他通过公安部查到赵碧琰本人还健在，决定亲自面见这个身负巨额财产的老太太。这就是我在家门口看到一辆吉姆车的缘由。

奶奶后来告诉过我，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有我爷爷当官时的俸禄，也有皇上奖励的“建国”金。国内的都没收了，国外的就更别惦记了。见到廖公时，我奶奶对他说把钱找回来，能给我丈夫赎罪就行。廖公见我奶奶深明大义，又看到我们一家7口的窘迫处境，当即要拨给3万元补贴家用，我奶奶回绝了，她说国家也不富裕，把我名下的东西找回来是我应该做的。廖公说： “您不愧是见过世面的女人，我很佩服您。”他请我奶奶把日本的事托付给他的学生陈焜旺办理，我奶奶欣然同意了。

以上只是讲述了我奶奶名下的在日的不动产，其实还有数目惊人的一笔动产。

当年她和我爷爷在日本世田谷区的成城町自家地下室挖了密库，藏进了许多黄金和珠宝，战时被日本人发现，后来日本政府上报给了当时的盟军司令部。这个由美军掌控的盟军司令部自然毫不含糊，当即决定自己派人挖掘。挖掘费由挖出财产的1／3（天知道是多少）进行补偿。日本军队接过美军甩下的2/3往大藏省一缴了事了（此部分财产有数百件首饰珠宝和40斤黄金，1984年本案中胜诉后已由陈焜旺拿回国内）。

回到原来的话题，我奶奶是欣然同意了，可六十年代的时候，怎样收回自己在国外的财产，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更何况，“文革”中我奶奶的处境危如累卵，批斗是家常便饭，让她扫大街都是求之不得的了。

这样一个亿万富妪，我在她身边近50年，除了严格的家教之外，别的作派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在那个年代，她靠着自己儿子50多元的工资，养活着3个大人4个孩子的7口之家。她冒着清晨的寒风排队用票证买东西；把我妈妈的列宁装改小了，让我上学穿。她也会“打浆子”、 “纳鞋底”，她也会因为我丢了粮票把我狠狠揍上一顿。她晒白菜帮、吃白薯干、挖芹菜根……就是北京胡同里最普通的一个老太太。

由于我爷爷的原因，我父亲是铁打的“运动员”，“右派”、 “下放”乃至入狱，无一躲过。我在“文革”中，也因莫名之罪被判刑十年（后彻底平反）。就是这个老太太硬撑着带我们全家人活了过来。

中国因为“文革”，对外的事十分难办，可我奶奶的官司在日本却一直没有停歇。1976年3月10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漂浮在宇宙中的240亿》的文章，透露赵碧琰名下的财产被人骗取。同年6月，日本《新闻周刊》刊文《围绕两兆日元跳跃的骗子》，报道赵碧琰财产被骗情况。《澳门日报》《大公报》《明报》都对此做了报道，轰动一时。

日本法庭多次来函，要求赵碧琰本人出庭，倘若在1976年年底再不出庭的话，将进行缺席审判，审判结果不可能对赵碧琰有利。于是，外交部派人上门找我奶奶谈了这事。

但是，我奶奶自有她的想法和顾虑。她七十多岁了，历经坎坷看透了人生，也没有把这笔巨额财产同赵氏家族日后的生活与命运联系起来。她找了个借口：我孙子还在服刑，我怎能出国？

坐落在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第一监狱里，在侨办与外交部人员陪同下，我与奶奶见了面。听了我的劝导后，奶奶跟我急了眼： “你个小兔崽子，光惦记那些钱，我都七十六了，飞那么高摔死怎么办？……”我告诉奶奶，有国家这么撑腰，再要不配合就说不过去了；我不是惦记钱，但起码能为爷爷赎罪呀。

奶奶其实什么都明白，只是她见过的太多；而且苟活至今，她除了一袭破衣，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全在“文革”中被烧、被抄了。这个官司怎么打？

1976年5月，我奶奶领取了300元置装费，由红都服装店按出国要求制衣一套，然后由外交部亚非司陈某陪同奔赴日本，下榻大使馆别馆。在初到的3天内，陈某一直帮我奶奶背诵赵欣伯大事记，如：什么年代给张作霖当顾问？哪年见的天皇？给天皇送银质花瓶是几月份？有谁在场等等。我奶奶一心地应付着，心里却想着自己的事情。

到日本的第4天，第一庭审开始。

前几天还在扫街的老太太穿着硬板板的华达呢置装，僵硬而怯生生地走进法庭，陈某因身份与此案无关被谢绝入内。老太太环看肃穆的法庭，一顺儿坐着3个早就上了庭的“赵碧琰”，她们分别来自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有几个自知理亏的“赵碧琰”没来上庭）。那三个老太太有的白皙而肥硕，有的精瘦而滋润，但都无一例外的架上了金丝眼镜，穿戴也是颇费心机，让发光的首饰能在扭动的时候显现出来。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赵碧琰”，显得格外自信，不仅打扮靓丽，在回答法官问话时还忸怩作态，打扮出她心目中的“赵碧琰”。台湾的“赵碧琰”则一反常态，显得焦躁不安，摆出一副盛气凌人明天就要把财产拿走的样子。

山田法官对他们分别询问了有关赵欣伯年代大事记，包括出生、恋爱、会见天皇等许多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赵碧琰”的回答像背书一样流畅准确且惊人地相似。

我奶奶一出庭，却与人家成了鲜明的反差，她听见了嘘声……是啊，倘若把她们4个一字排开站在马路上，让路人猜猜，这些老太太当中谁是见过天皇的，我想只有傻子才会猜出是我奶奶。

更让人吃惊的是我奶奶的——“回答庭上”。

法官在前几天已就同样的问题质询过另外3人，今天主要是向中国方面推出的赵欣伯夫人进行质询。

把可能质询的问题在脑中过了多少遍的赵碧琰，出人意料地“糊涂”了。日本、汉奸、关押、财产……这些敏感的字眼令她无比的紧张；回答每个问题前她都要沉默许久，张开嘴巴却又答非所问。

法官：你丈夫赵欣伯是何年被政府定罪关押的？

赵碧琰：没有。

法官：中国方面有过报道，你知道吗？

赵碧琰：不知道。

法官：赵欣伯是何年被释放的？

赵碧琰：没有。

这时法官请出一位七十多岁的日本妇女上庭。

法官：你认识这人吗？

赵碧琰：记不起来了。

路人皆知的答案，我奶奶却能推就推，能否就否。

法官：这张照片你看一下，你记得起来沙发饰布上的花纹吗？ （此为日本报纸上刊载过的她携子赴日皇宫时的照片）

赵碧琰：记不起来了。

一问三不知。

七十六岁的赵碧琰，她身在法庭，脑子似又回到了北京的大院和扫过街的胡同。怎样说才能既保护自己又不殃及家人？监狱里的大孙子还要关押到何时？这些财产是福还是祸，于我赵家又有何用、有何干……一股脑搅进了脑海，她下意识地敲着自己的脑袋。

法官没办法再往下问了，不管有怎样威望的廖承志托付过他，不管黑田寿男（中日友好协会前会长）怎么样劝他，甚至中国驻日本大使傅浩也打过招呼，面对赵碧琰在法庭上的表现，法官实在想不到能如此的尴尬，他无奈地宣布休庭。

隔日，他单独召见我奶奶。省去了翻译，他拉长了脸，直接用日语和我奶奶交谈。

法官：马场（证人）已经在庭外指认了你，她给你当了8年的佣人，你怎么说记不住？

赵碧琰：我是主人，你让我指认佣人？

法官：报上登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么？

赵碧琰：这事你不懂。

法官：……我不懂？ （沉思许久）

法官：你听说过有过密库吗？

赵碧琰：我挖的，我埋的，我能不知道吗？

法官： （惊愕）怎么证明是你埋的？密库多大？藏了什么？什么形状？

赵碧琰：跟你说不明白，有金子、我的首饰、珠宝、证券……

法官： （急切地）什么样子？

赵碧琰：剪刀和纸有吗？

法官给了她一张纸和一把剪子，并关注地凑过身来看。

我奶奶用左手持着右手用的剪刀，不费力地剪出了一个“非”字形，放在了桌上。

这是从未向外透露的秘密，法官心里有底了。赵欣伯在所有权书上早就表明他的夫人是左撇子，孩子左眼残疾了。

法官： （有一搭无一搭地）你见过天皇吗？沙发上的花纹有人辨得很清楚。

赵碧琰：你去见天皇也不会有闲心去记什么花纹吧？

丰审的山田忠治法官虽然心里有数，但终因我奶奶证据实在不足，不得不做出“赵碧琰不在者”的判决。意思是：在座各位谁都不是赵碧琰，由我来代管财产；一旦确认身份，我将把财产所有权归还给我认为的赵碧琰。

这一判决等于是败了诉。我父亲埋怨我奶奶：“瞪着眼说胡话。”我奶奶反驳说： “我要是都承认了，可能连街都扫不了了，还不直接让人给斗死？！”我们全家陷入了无奈的沉思中……是啊！十年浩劫能活着已算不错了，谁还敢往身上招灾呀？

我奶奶回国后，财产官司陷入僵局。侨办的人员也很着急，我们经常被召集在一起想办法。

此时的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在法庭的审判中已经明显看得出来。三个假“赵碧琰”都上缴了一笔相当数额的保证金，签署了一个又一个法律文书，问题回答得也似乎很正确；而我奶奶并没有经过这些程序，不但分文未交而且直接由大使馆出面——这个赵碧琰是中国认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此案有过照会，日本友好人士出面斡旋，东南亚侨领明确表示：此案必须秉公审理。

真的赵碧琰在我国，可为什么还会败诉呢？答案是唯一的：证据缺失。

“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国中断了多年的律师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我国法制逐步健全的重要转折。但在八十年代初，律师工作刚刚起步，还仅限于婚姻、继承、房产确权等方面的纠纷，我奶奶名下的财产在国外被侵占，属于涉外案件。国务院侨办人员为此案聘请了北京律师界享有盛名的律师傅志人。

我和傅志人接触多年，发现他是一个缜密、冷静、不惧怕案件难度的律师，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曾受托为陈伯达辩护。他能介入此案，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初期北京律师走向国际舞台的第一人。

面对这宗拖了二十多年、骗子这么多、如此错综复杂的案件，傅志人了解了我奶奶的出庭情况，以及未被采信的原因。他苦苦思索了三天，又到我家与我奶奶、我父亲和我聊了一个礼拜的“天儿”。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终于做出如下判断：

一、请有关单位协助查找“文革”中我家被查抄的物品，作为寻找踪迹的线索。

二、遍查北京、大连、长春、辽宁、沈阳这些城市的档案馆。

三、通过我奶奶提供的线索，查找所有的见证人，哪怕是佣人、司机、警卫，一个都不放过。

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傅大律师已经取得了上百件重要的证据和证言证词。此时他成竹在胸，因为一条相当完整的证据链终于形成了。为了抓紧时间，他亲赴日本，郑重地向日本法庭提出申请开庭的要求。

1981年初，傅大律师又下出了两招高棋，一是：经国家安全部以及许昌中级法院协助，将李岳缉拿归案并公开审理，判了7年刑。二是：经北京市市政府批准，安排了赵碧琰与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妹金蕊秀会面，两位世纪老人聊了一顿家常。三是：马上将上述两则消息在我国各大报刊以及日文版的《人民画报》上进行了报道。

这两个大动作马上就被日本法庭以及各路的骗子捕捉到了，傅大律师敲山震虎，显示出中国法律界的崇高威望和办案决心。

1981年，我父亲又试探性地在日本报纸上登了一份约8平方厘米的“寻人广告”，内容是希望找到小时候在日本赤羽小学读书的伙伴。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一个叫汤川正三的回讯，并通过他又找到了与我父亲同班的11个同学。

一切就绪，我父亲终于接到了日本法院开庭的通知。他与侨办主管人员、律师傅志人立即携证据赴日出庭，法庭顺利地接受和认证了赵宗阳的全部证件。现在，距结案只差两大步骤了，一是确认赵宗阳的身份，二是确认赵碧琰与赵宗阳之间的母子关系。日本法官已经很清楚：此案不依中国人的步骤办，再也没有其他可能了。

我父亲在日本出的最后一庭，出现了精彩的一幕。

法官：你通知的人证来齐了吗？

赵宗阳：今天能到庭的有11人。

法官：请出庭。

很少有十几个人呼啦一下上庭的，而且上庭的时候也没见到他们应有的庄重。12人一见面先是大惊小呼， “哇，赵桑！不是他还是谁呢？！” “还是那个瘦巴巴受气包的样子？”有的证人上手拨开我父亲头顶稀疏的头发，指着一道疤痕说： “诺！这不是那次轰炸碎玻璃留给他的纪念吗？” “哎！这是你追过的姑娘……” “还追不追？”有人边说边在桌子上画着当年日本孩子起哄时的图案——一笔画的伞： “下面的两个名字你填上！”

法官迫不得已敲了法槌，十几个近六旬的老人才稍稍消停下来了。

法官：你们能证明这个人就是赵宗阳吗？

众人异口同声：还用证明？

法官：你们那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哪？

众人：赤羽小学，在哪，现在不清楚了，应该是在世田谷区吧。

法官：一同去找？

众：那好啊！

几经辗转，打听多人，终于见到了面目全非的赤羽小学。一行人的到来，着实让校方吃了一惊。法官说明来意后，想不到校长竟能从学校档案中不算费力地找出了赵宗阳等人1938年的“卒业证明书”。

在后来的座谈会上，法官对校长坦然地说道：“您校毕业的这批学生太不像话了，把法庭办成了同学会。还说起过当年他们捡到一只小猫，在班上养了好久，后来死了，埋在学校小山后面，立了个碑，时常捡来小鱼祭奠呢。”

此话刚一落地，校长当即回答： “有哇！有哇！现在碑还在那里。”一语惊了所有的人，一行人马上来到了小山后面，发现了刻着“猫琢”字样的石碑还在那里，而碑前依旧摆放着小鱼罐头。

至此，案件的胜诉终于见到了曙光。

1984年9月7日，日本法庭做出了将财产由我奶奶本人亲自管理的决定。

此案胜诉后，傅志人的工作已被载入《北京司法行政志》，该行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山田法官庭后召见了傅志人，向其解释道：因为法庭制度，未能请您出庭，请多多原谅，谢谢您为法庭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据。傅志人律师说：能理解。如果法庭还需要什么证据，我们将继续提供。”

1984年中秋，我奶奶召开了全家19口人的聚会，对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一定盼着得到一份吓人的财产吧。可是我要对你们说，我是活过来的人，一切都看明白了，钱多了是祸害。我要做一件事，你们可能会想不通。”这时空气似乎停住了流动，我们都僵住了……我奶奶接着说： “这笔款子追到根儿上是有点问题的，我也早就想放弃了，可那样又便宜了日本人。我一生历经劫难，但总算活到了今天，国家宽容和帮助了我，让我挺起了腰板做人，我想把找回来的钱百分之八十回报国家，然后给日本律师道个谢（律师费），还清我的住院费，剩下一些分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我愣住了。面对这样坚韧的“赵家领袖”、赵家的支柱，想起和她一并度过的所有的艰苦日子，我还能说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很穷却过得舒服，孩子们知礼知教，相互之间亲亲密密，作为赵家还有什么更多的奢望吗？我奶奶做出的决绝而毅然的决定，够我用后半辈子去领悟，去消化。

自1963年廖承志先生来家，遥遥21年，赵碧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如今，廖公已作古，我奶奶亦已仙逝。她民国奇女的百年人生风韵，已由作家孙旭岚撰写成历史新书《沧海一笑》，而曾被此案震撼的好友范曾甲子年就曾狂书“依然故我”；相隔26年后，辛卯年又为新书题了书名。世事有如沧海，不停地涌动，一波浪花被下一波推动着，哗哗的从未间断。我站在海边，被海水打湿了裤脚；我聆听着、遥拜着，仿佛听到我奶奶在海的那一边亲切地唤我……

本文摘自《中外文摘》2013年第11期，第66-72页。版权归原平台及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管理员删除。